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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芬兰Tampere理工大学与Dekati Ltd.联合研究的电荷分级测量方法解读
关键词
ELPI, dilution, sampling, FPS, charge measurement, 静电除尘器, 工业烟气治理
在高比例燃煤仍占主力的电力系统中,如何在满足超低排放要求的同时,真正“看清楚”静电除尘器(ESP)前后烟气中颗粒物的状态,是当前工业烟气治理技术升级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粉尘监测往往只给出一个总浓度或PM₂.₅/PM₁₀值,却无法实时揭示粒径分布和颗粒电荷分布的细节。来自芬兰Dekati公司与Tampere理工大学气溶胶物理实验室的Ville Niemelä、Erkki Lamminen和Ari Laitinen提出了一种将Electrical Low Pressure Impactor(ELPI)与Fine Particle Sampler(FPS)组合的全新方法,实现了在燃煤电厂环境下,对燃烧气溶胶颗粒物浓度、粒径分布及按粒径分级的电荷水平的在线测量。这一研究为ESP性能评估和烟气超低排放调优提供了新的诊断工具。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不再把测量设备简单视为一台“黑盒仪表”,而是把“采样—稀释—传输—测量”的全过程视作一个整体。研究团队指出,最终的测量结果同时受三个环节影响:一是烟囱中原始气溶胶的物性(粒径、浓度、电荷状态);二是采样与稀释过程中温度、湿度与挥发性组分的变化及颗粒损失;三是测量设备本身的颗粒分级与电荷检测能力。只有理解并控制好这一完整链条,才能用ELPI可靠反演静电除尘器前后的真实工况。
在测量系统设计上,ELPI承担着颗粒粒径分级和电信号采集的任务。它通过13级低压级联撞击器按惯性进行粒径切割,覆盖约30 nm到10 μm的范围(可拓展到7 nm),并利用多通道静电计记录各级收集到的电流。由于ELPI的粒径分级完全基于气动惯性,与电荷过程相互独立,因此它具有一个独特优势:当其内置电晕充电器开启时,电流信号反映的是已知充电效率下的“人工充电”结果,可换算为粒径分布和浓度;当充电器关闭时,电流信号则主要来自颗粒的自然电荷。通过对比两种模式下的结果,研究人员实现了对ESP后颗粒自然荷电水平的定量分析,为评估电晕极放电效果与颗粒荷电规律提供了实验依据[1–3]。
与之配套的FPS是一个可控性很强的采样与稀释系统,解决了电厂实际烟道中“高温、高湿、高浓度”工况下难以直接接入精密仪器的难题。FPS采用两级稀释:第一级为位于采样探头前段的穿孔管稀释,通常与稀释空气一同加热,以避免挥发性物质在过早冷却中凝结在管壁;第二级则是基于射流泵的稀释单元,利用压缩空气在锥形喷嘴内形成负压抽吸样气。稀释空气流量通过临界流量孔板精确控制,而样气流量则依据射流入口压差实时计算。该结构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在射流中,热的原始样气位于中心,冷却稀释空气包覆在外,随后在混合室内迅速均匀混合,从而实现快速、可控的降温和稀释。
为了保证总稀释倍数的准确性,研究团队对FPS的每个流量控制孔板进行了逐一标定,并通过高精度层流流量计,将射流入口温度与压力的影响用多项式修正公式进行校正,使得总稀释比在1:15到1:200范围内可可靠设定。这对于后续将ELPI测得的稀释后浓度换算成烟道实测浓度至关重要。与此同时,FPS采样系统前端还可布置2.5 μm切割粒径的旋风分离器与等速采样枪,以减少大颗粒重力沉降和惯性撞击造成的损失,并保证在不同烟道流速下采样具有代表性[4]。
采样系统中的颗粒损失是所有工业在线测量方法绕不开的问题。研究人员系统考虑并尽量压低了重力沉降、惯性和湍流撞击、扩散、静电吸附、空间电荷及热泳等多种损失机制[4,5]。一方面,通过缩短采样探头与FPS内部流道的停留时间(探头内约0.1–0.8 s,稀释器内小于0.1 s),显著削弱了扩散与空间电荷导致的损失;另一方面,采样路径尽量设计为直管、不急弯的金属管道,既降低惯性撞击,又减少静电附着。对于ESP后的高荷电细颗粒,文献[5]对空间电荷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定量估算:在粒径为40–400 nm、浓度范围10⁴–1.5×10⁷ #/cm³、停留时间约0.14 s的条件下,总损失(扩散+空间电荷+镜像力)约在0.9%–2.7%之间,其中在低浓度条件下以扩散损失为主。这一量级表明,只要设计合理,ELPI+FPS系统在燃煤电厂尾气中的颗粒传输损失是可控且可标定补偿的。
值得注意的是,稀释与温度控制不仅影响颗粒损失,更会改变颗粒的质量/电荷比。挥发性物质在采样与稀释过程中的凝结或挥发,会显著改变颗粒的粒径与表面积,但颗粒所携带的电荷量则基本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如果采样温度过低导致额外凝结,将会人为增大颗粒质量而不改变电荷总量,从而改变“电荷/质量”指标,对静电除尘性能判断造成偏差。因此,研究团队强调,必须明确设定并记录从烟道到ELPI入口的温度剖面,尽量使采样过程中的颗粒相态变化与烟道实际工况相匹配,或者至少是已知、可解释的。
在实际应用方面,该ELPI–FPS系统在多座燃煤电厂进行了现场验证。论文中选取芬兰Vantaa市Martinlaakso 225 MW燃煤电厂为典型案例,该厂配置有多电场ESP、袋式除尘器以及带脱硫的湿法洗涤塔。研究分别在“脱硫旁路关闭(正常湿法脱硫+湿洗涤)”和“脱硫旁路打开(不经湿洗涤,颗粒浓度提升50–70倍)”两种工况下,对ESP后的颗粒物进行在线监测,并与德国TÜV认证的Gothe重力撞击器进行平行比对,以评估ELPI在PM₂.₅和PM₁₀质量浓度测量上的准确性。
结果显示,当湿式洗涤塔停运、烟气较干、挥发性物质影响较小的工况下,ELPI测得的PM₂.₅质量浓度与Gothe撞击器结果高度一致,说明在控制好采样与稀释条件的前提下,ELPI在PM₂.₅测量上完全可以作为与传统重量法可比的在线工具。而在PM₁₀浓度方面,ELPI给出的数值普遍约为Gothe撞击器的两倍左右,研究认为这与大量超细颗粒沉积在ELPI上部级数,并通过算法修正折算为更大粒径段相关;当实际存在相当一部分粒径低于ELPI下限(约30 nm)的颗粒时,算法对“超范围”粒子的修正就可能不足,从而在PM₁₀质量上出现一定程度的高估。
在脱硫系统正常运行、湿式洗涤塔在线的工况下,电厂排放的PM₂.₅质量浓度接近或低于重量法方法的检出限,Gothe撞击器的多次测量中甚至出现“零结果”。此时ELPI仍然能够给出稳定的连续浓度读数,反映其在超低排放工况下的灵敏度优势。同时,由于重力法样品在称重前需要进行温湿度平衡,部分挥发性组分会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而ELPI则记录了采样后实际存在于气溶胶颗粒中的总质量(包括仍然附着在粒子上的挥发性物质),因此在存在明显挥发性成分的工况下,两种方法的“PM₂.₅”概念本身就存在差异,需要结合采样温度与烟气湿度进行综合解释。
借助ELPI的实时粒径分布功能,研究给出了脱硫系统“开/关”两种状态下的典型数、质量加权粒径谱:从质量分布看,当湿法洗涤投运时,由于对大颗粒的高效率捕集,尾气中颗粒的质量中值粒径明显向细颗粒方向移动;而从数浓度分布看,停运湿洗涤塔时,尾气中数浓度峰值粒径反而偏向更大粒径,这与洗涤塔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冷凝效应“二次生成”大量纳米级颗粒有关。这样的粒径谱变化,在传统的单点总浓度监测中是完全看不见的,对工艺优化和装置组合(ESP+袋滤器+湿洗涤)的协同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更具前瞻性的是,该研究展示了如何利用ELPI测量ESP后颗粒的自然电荷水平。具体做法是,在同一采样条件下,分别记录ELPI在充电器开启与关闭时各级的电流数据;开启状态下的信号说明的是人工充电后的“总电流–粒数”关系,关闭状态下的信号则代表ESP出口颗粒的自然荷电。通过两者结合,可以计算出不同粒径颗粒在通过ESP后的带电量(以单位颗粒电荷数或单位质量电荷数表示)。论文给出的结果表明,在典型工况下,ESP后颗粒的电荷水平在粒径坐标上呈现明确的规模效应,这为从机理上理解“哪些粒径段更易被电场捕集、哪些部分是ESP弱项”提供了实验依据,也为后续通过调整电场强度、极板间距、气速及烟气调质等手段做针对性的工艺优化创造了条件。
从工业烟气治理与电厂环保运维的角度看,ELPI+FPS这一组合方案并不是对现有CEMS的简单替代,而是一个更偏向“工艺诊断与优化”的高级工具:
一方面,它通过可追溯的采样与稀释链路,结合完善的标定程序,将高温、高湿、高荷电的实际烟道环境转换为可被精密仪器真实反映的数据场,使ESP、袋滤器、湿洗涤塔等装置的工作状态可以在粒径和电荷两个维度上被“可视化”;
另一方面,它在PM₂.₅质量浓度上展示了与标准重力法的一致性,又在超低排放与复杂挥发性组分条件下展现出更高的灵敏度和更丰富的信息维度,这为今后建立“过程监测+合规监测”双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对于正在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关注静电除尘器精细化调控和高效协同净化的电力企业和环保工程公司来说,这项来自芬兰Tampere理工大学与Dekati Ltd.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在试验电场乃至示范机组中推广验证的“在线颗粒物解剖工具”。在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与更复杂的燃料结构并存的未来,谁能更早掌握颗粒物“浓度–粒径–电荷”三维信息,谁就更有把握在工业烟气治理的下一轮升级中占据主动。
参考文献
[1] Keskinen J, Pietarinen K, Lehtimäki M. Electrical low pressure impactor.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2;23:353–360.
[2] Moisio M. Real time siz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 of combustion aerosols. PhD Thesis. 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279; 1999.
[3] Marjamäki M, Keskinen J, Chen D-R, Pui D Y 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electrical low-pressure impactor (ELPI).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0;31(2):249–261.
[4] Hinds W C. Aerosol Technology: Properties, Behavior, and Measurement of Airborne Particles.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9.
[5] Virtanen A, Marjamäki M, Ristimäki J, Keskinen J. Fine particle losses in electrical low-pressure impactor.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1;32:38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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