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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澳大利亚Stanwell燃煤电站全尺度ESP的数值模拟研究——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与Stanwell Corporation联合工作解读
关键词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ESP,Flow Distribution,CFD,Realizable k-e,Perforated Plate,PM2.5,工业烟气治理,燃煤电站
在燃煤电站的工业烟气治理中,静电除尘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ESP)依然是控制颗粒物排放的主力设备,尤其是在大流量、高粉尘工况下,其99%以上的除尘效率早已成为行业共识。然而,随着PM2.5等超细颗粒物排放监管的日益趋严,传统意义上“达标”的静电除尘效率已不再是终点,如何在不大幅增加投资的前提下进一步压降细颗粒物排放,成为当前燃煤电站与环保工程公司最关心的技术议题之一。近期,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与澳大利亚Stanwell Corporation Limited在ICESP X(2006,澳大利亚)发表的全尺度ESP流场数值模拟研究,为业内重新审视“流场分布对静电除尘器性能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系统证据,也进一步确认了CFD在ESP优化设计与运维调优中的重要性[1]。在这项工作中,研究对象为一座典型的350 MW燃煤机组所配套的冷端干式板极刚架ESP,每台机组配置2个ESP通道(Pass A和Pass B),单通道内部又划分为4个电场区段,带54个气道,全长约30.36 m,高约13.1 m。ESP采用收尘极板(Collecting Electrode,CE)和刚性放电电极(Discharge Electrode,DE)布置,收尘与放电系统均采用锤击振打清灰。这一构型在国内燃煤电站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我国现有机组的技术改造和精细调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与大量早期文献不同,该研究没有将收尘极板简化为“等效阻力”或简单多孔区域,而是在三维CFD模型中显式建立了全部电极几何结构,尽量还原真实的流动通道形态[1][2]。这意味着数值模拟不再只是一种“近似分布”分析工具,而开始具备直接评价电极结构、流场组织与气固两相耦合行为的潜力,为后续精准优化收尘区流场、评估局部短路流和死区提供了必要基础。为了在合理计算负荷下控制网格规模,研究团队利用ESP几何上的对称性,仅建立了单通道的一半空间模型,总节点数约55万级别,在当时的算力条件下已属较大规模。
在数值方法方面,研究采用Gambit进行几何建模和网格划分,流体求解使用Fluent,计算工况对应机组离线、引风机运行状态,由现场风速测试报告提供边界条件[3]。入口平均风速约9.36 m/s,温度约24°C,采用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假设。湍流模型选用Realizable k-ε模型,这是相较于标准k-ε更适合复杂回流、剪切层以及强非均匀流场的选项,在ESP进出口扩散段及电场间偏流分析中更有优势[4]。为了真实还原入口均流与压降特性,研究对进气扩散段的三块多孔均流板进行了专门处理。与一些只给定经验阻力系数的做法不同,论文首先在独立小尺度CFD模型中,选取原均流板实物片段,放置在圆管内,在不同流速下分别采用空气和“黏度降低100倍的假想气体”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在湍流条件下,压力降几乎对流体黏度不敏感,主要由惯性损失主导,这与经典水力阻力理论相一致[5]。据此,作者在主模型中将均流板处理为薄型多孔介质,压力降用惯性项为主的经验公式表示:
Δp = − (1/2)·ρ·C2·v²·Δm/α
其中C2为单位厚度压力损失系数,α为渗透率,v为法向速度,Δm为板厚。C2的取值则参考了Idelchik《水力阻力手册》中针对穿孔板的经验数据[5],这一做法兼顾了工程实用性和数值稳定性。
现场测量方面,Stanwell电站早期曾对ESP入口、出口及内部多个截面进行了风速现场测试,采用风轮式风速仪布点测量,在ESP停机、引风机运行工况下获取速度分布数据[3]。研究团队选择其中典型的三个截面平面(文中记为Plane 2、3、4)和一个入口平面作为CFD结果的对比基准,并特别关注靠近收尘极板上部截面(y=11.8 m)的速度分布,这一区域对电场利用率、荷电-迁移效率及粉尘二次飞扬影响显著。
初始模拟中,研究者仅在模型中引入三块简化的穿孔均流板,而未体现真实设备中在第三块均流板下部增加的“配风墙”(distribution wall)结构。计算结果显示,从入口扩散段到电场入口,流速分布明显不均,存在高速射流区和低速滞流区:
一是入口一侧形成明显“冲刷带”,流速高于平均值,穿越电场的停留时间显著缩短,不利于细颗粒物捕集;
二是靠近部分电极通道底部及边角区域存在低速甚至近似“死区”的流动形态,颗粒易沉积形成积灰,对后续运行及振打清灰不利。
当将CFD预测结果与现场实测速度值对比时,虽然整体趋势相符,但局部最大偏差可达20%左右。对于工程评估而言,这一误差水平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已经足以提示:入口流场组织不理想,是制约ESP整体效率和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风险点之一[1][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效率”并不仅限于总排放浓度,还包括对PM2.5等细颗粒物的捕集能力,而这直接依赖于颗粒在电场内的停留时间分布和平均迁移路径长度,流场分布成为连接气固两相过程的“隐性变量”。
基于上述发现,作者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实际存在的“配风墙”结构,即在第三块穿孔板的下部增加几何上有别于上部的实墙/局部多孔区域,以期重新分配流量。重新计算后,CFD结果显示:电场入口截面上方区域的流速分布明显趋于均匀,高速冲刷区域得到有效削弱,低速滞流区面积明显缩小,整体横截面速度偏差减小。再与现场数据对比时,Plane 2和Plane 4等关键平面上的速度曲线形态与测量值更加接近,误差大多控制在工程允许范围内,仅在接近侧壁的近壁区仍存在一定偏差[1]。作者判断,这部分差异主要源自:近壁网格相对偏粗,难以精确解析边界层发展;同时现场设备几何存在诸如构件变形、安装偏差等细节,CFD模型无法完全还原。此外,多孔介质压力损失系数C2的选取仍有进一步标定空间。
从行业应用角度看,该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验证配风墙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一个可操作的CFD建模路线,用于:
(1)从设计阶段预判ESP不同电场区流量分配,识别潜在短路流、旁路流和滞流区,为新增电场、调整箱体尺寸或入口烟道形状提供量化依据;
(2)在技改和运维阶段,通过改变均流板开孔率、加装或改造配风墙、优化出口格栅结构等手段,在不改动主机体的前提下改善流场分布,从而提升PM2.5等细颗粒捕集效率;
(3)结合后续颗粒轨迹模拟与电场模拟,将气体流场与荷电、迁移、再飞扬过程耦合,指导ESP调压、调场、“柔性振打”等精细化运行策略,从单纯“达标排放”向“低排放+高可靠性”转变[2][6]。
论文最后指出,当前的CFD结果与实测数据仍存在差距,需要通过近壁区加密网格、优化多孔介质阻力系数、引入颗粒分布和电场作用等手段进一步完善模型。特别是在二相三维带电空间流动模拟方面,未来工作将聚焦于不同粒径粉尘在各电场区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与流场均匀性的耦合关系。这一方向对我国现有燃煤机组ESP提效改造、低排放达标工程具有高度参考价值:从“只看收尘面积、电场长度”的传统经验,逐步转向“收尘面积+电场长度+流场分布”的综合设计与运维理念。
总体来看,这项基于Stanwell电站全尺度ESP的CFD研究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在超低排放与深度治理时代,谁能真正“看见”箱体内部的三维流场,谁就更有可能在既有设备基础上,挖掘出静电除尘器的性能潜力,降低PM2.5排放,控制改造成本,并提升工业烟气治理系统的整体竞争力。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 Haque SME, Rasul MG, Deev A, Khan MMK, Zhou J. The influence of flow distribution on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Proceedings of ICESP X, Australia; 2006.
[2] Varonos AA, Anagnostopoulos JS, Bergeles GC. Prediction of the cleaning efficiency of a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Journal of Electrostatics. 2002;55:111–133.
[3] Dattner R, Donaldson I. Gas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 report, Stanwell Power Station. 1992.
[4] Fluent Inc. Fluent 6.2 User’s Guide. Lebanon, NH; 2005.
[5] Idelchik IE. Handbook of Hydraulic Resistance. 3rd ed. CRC Press; 1994.
[6] Nikas KSP, Varonos AA, Bergeles GC.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flow and the collection mechanisms inside a laboratory scale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Journal of Electrostatics. 2005;63:42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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